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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者，信也。自商周起，印信便以刀为笔，以石为媒，成就金玉之信。待到唐宋，印信又成文人表达自我的方式。一枚印信以闲章入书画，或自拟词句，或撷取格言、警句，便游于方寸，醉于朱白，趣味横生。印信因此不局于镌姓名，更可篆心言，诉委怀琴书、立正谊明道、叙诗酒风流。
邓散木在《篆刻学》中云：“印章之称亦始于秦” ，据此可见闲章滥觞可追溯到先秦时期，其发源起初多作为吉祥之物，书画篆刻家常用于馈赠好友以表祝愿，从“得志”“敬事”“千秋万世昌”等古玺中可以窥见。唐时，随着诗文名句迭出，文人爱将诗文名句入印，加之印谱的问世，闲章汲取了诗文中的诗意，因而彻见真性，尽态极妍，为世人所喜闻乐见。宋时，闲章成为书画家铃盖在作品上的征信，更让书画绰有余妍，并用以藏家鉴藏。明后，文人学士奉篆刻之道为雅，一时钤用蔚然成风，沿袭至今仍受书画家青睐。
闲章是除姓名、斋室、职官、藏书印等实用章之外的印章，一般包括“引首章”“压角章”“吉语章”“警言章”“收藏章”“鉴赏章”“纪年肖形章”以及“斋、堂、馆、阁居室章”等。虽为闲章，但自古就有“闲章不闲”“闲章玩味”之说，古时文人赏析书画作品时，总是先从印章欣赏入手，从而判别书画家的学识、修养以及心之所向。
若闲章主人言行谨慎，那闲章间就有了恭敬谦卑、独善其身。明时精书画、篆刻的程邃，便有一方“守拙”闲章，此章正如其人，他在明亡后不图仕进，隐于艺文之间，自诩“江东布衣”。从周亮工《读画录》中所评其：“道人（程邃）诗字图章头头第一，独于画深自敛晦”足以见得程邃心性。
清时书法家，训诂学家、篆刻家桂馥，也有一方“臣心如水”闲章，印文源于汉代郑崇语，即廉洁自守、清白如水之意。
清时擅人物肖像的画家禹之鼎，在康熙年间入京供奉内廷后便因“一时名人小像皆出其手”而誉满京师，虽誉满寰中但其仍不忘讷言敏行，在其所作的《早朝图》扇页中便钤有“之鼎慎斋” 朱文长椭圆印，以此提醒自己恭敬谨慎。
若闲章主人性情疏阔，那闲章间就有了霁月光风、逸韵高致。明时唐伯虎会试被黜，虽卖画为生，画幅上却常盖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之印，一年后在主考官“此为奇人”的赞叹中，唐寅一举成为这年南京乡试的榜首——解元。一时间这个身穿青衫，风流倜傥，喜欢走马街头，流连宴饮的青年，名冠金陵，当之无愧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。
图说：明 唐寅绘 《桐阴清梦图》轴
另一位清时画家恽寿平则更多了一丝霁月清风之韵，他素有清朝“一代之冠”美称，他的画充满高逸之色，讲究“出入风雨，卷舒苍翠”而后“走向造化于笔端”，因而他的闲章也有俊逸跌宕之色，其中一枚“贤者而后乐此”就颇有逍遥自在之感。
古时有文人乃是真疏狂，有文人便渴望逍遥，却仍牵扯于世俗。清时有“扬州八怪”“诗、书、画‘三绝’”的郑板桥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所用于书画的闲章诸多，如“康熙秀才”“雍正举人”“乾隆进士 ”“ 砚田生计”等，尤以“七品官耳”著名。他怀才不遇，仕途维艰，故刻印“七品官耳”以自嘲，“耳”字即有“罢了”之意。但他偏不肯“ 罢了 ”，在《风竹图》上题款：“ 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字里行间可见他对百姓牵动情怀。
若闲章主人好学深思，那闲章间就有了断织劝学、潜心笃志。宋时教育家朱熹训导弟子们读书要熟读精思、循序渐进，将圣贤言语身体力行，提出了系统的读书方法论，因此当时劝学诗风靡一时。“人生惟有读书好”便出自南宋翁森的劝学诗《四时读书乐》，记述春夏秋冬无时不宜读书，以此句篆刻成印劝勉学子。
清时乾隆也有一枚“一年无日不看书”印，此印文源于当时书法大家张照的“四面有山皆入画，一年无日不看花”，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观后，易字更为“四海有民皆视子，一年无日不看书"，以劝诫自身敏而好学。
若闲章主人乃斗酒学士，那闲章间就有了对酒当歌、酒逢知己千杯少。明时著名篆刻家苏宣，年少时好读书，旁通经史百家，本应是个儒雅公子，却因其性格豪放、豁达，喜爱以酒会友，因此多出了一种“放浪形骸之外”的气质。也正因为这种逍遥的人生态度，他为自己篆刻了一枚“深得酒仙三昧”闲章，带有丝丝世外高人的味道。
还有上文曾提到的程邃，虽遵从“守拙”本心，却仍难以割舍对诗酒、音律的向往，特篆刻一枚“少壮三好音律书酒”的闲章。
清代篆刻家、书法家邓石如堪称中国书法史上开宗立派的巨匠，其人留着一绺长长的美髯，遇人落落，性格耿介，无所合，无款曲，无媚骨，无俗气，他一生过着“采樵贩饼饵，日以其赢以自给”的生活；他以“山人”自居，于荒江老屋中高卧。也只有他这样的高人逸士才能篆刻出“拈华微笑对酒当歌”这样不媚世俗的闲章。
中国文人最爱以书画描绘理想世界，于是有了登山临水，于是有了携琴访友，于是有了对酒当歌。这些情愫描于书画之上，显现在闲章印记之上，一笔一划、一点一滴都记录着中华文化的千年流觞。
擎杯邀饮天地间，举杯回敬五千年。
